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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而不厌 一心求真

2004-05-07 11:27:00 来源:博览群书 刘 源  我有话说

《古史集林》是《南开史学家论丛》中的一卷,汇聚了王玉哲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古史论文37篇。其中最早的两篇《晋文公重耳考》、《评傅斯年先生〈谁是《齐物论》之作者〉》

均是王先生大学时代的作品,刊于1938年。最晚的一篇《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》刊于1999年,其时已近二十一世纪。翻阅此书,最大的感受是它记录了王先生六十余年钻研中国上古史的历程,反映了王先生学而不厌、一心求真的治学精神。

王玉哲先生治中国上古史的兴趣源自高中时代。那时,他在语文教师程金造的引导下读影印殿版《史记》,并受本家叔父王子霖的影响读梁启超的史学论著。因不同意梁氏的看法而讨论起司马迁作《史记》的年代,成《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》一文,证当为元封三年。惜原稿散佚,未收入《古史集林》,但此事已见王先生善于发现问题、独立思考、不盲从大家的治学特色。

王先生治学的根基是在北京大学、西南联大时期打下的。他在北大听钱穆讲中国上古史,通读《国》、《左》,写下了几篇论文,《重耳考》就是那时所作。抗战军兴,北大、清华、南开三校迁址组成昆明西南联大,王先生步行入滇,从冯友兰、刘文典、闻一多、罗常培、魏建功、唐兰、陈梦家等先生习中国哲学史、《庄子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声韵训诂、古文字等课程。在刘文典《庄子》课上,他写了评论傅斯年《谁是〈齐物论〉之作者》的文章,否定傅先生将《齐物论》作者论为慎到之说。该文得到刘文典、顾颉刚、冯友兰、闻一多诸先生的好评,但傅先生却不高兴,说王先生专喜作翻案文章。此一风波竟影响了王先生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,最后仅以备取生的身份录取。这篇学术批评文章遂被王先生深藏箧底,在《古史集林》中才第一次付梓。

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期间,王先生的导师由傅先生转为唐兰先生,他得以深入学习古文字学,在唐先生指导下撰《宋代著录金文编》稿本上下册,并完成学位论文《?狁考》。王先生治上古史擅长于历史地理与民族史领域,《?狁考》实发其端!此文未公开发表,但其中论卜辞方即?狁及西周太原、洛之阳、镐京方京地望等部分,皆单独成文刊出。此后王先生的许多论文都是以《?狁考》为起点。不仅《鬼方考》(荣获1945年度学术发明奖金)是该文的续篇,讨论商族、先周族来源地望、楚族故地及其迁移路线等文章也遵循和发挥了该文的思路与方法。

解放后,王先生接受和学习唯物史观,着手研究商周社会史,撰写了讨论商前期与西周社会性质的论文。1978年,王先生参加了《历史研究》与《中国社会科学战线》两家杂志社在长春举办的“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”,宣读了《西周春秋时期的民的身份问题》一文,提出了西周为初期封建社会的说法。此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,王先生虽已步入古稀之年,但身体康健,勤于治学,不知老之将至,在上古民族史与文化史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,并在撰写《先秦史稿》一书的过程中,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还将治学多年之心得,提纲挈领地写成数篇宏观的、或富于理论色彩的文章,如《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》、《论先秦的“戎狄”及其与华夏的关系》、《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》等。

《古史集林》集结的37篇文章基本能反映上述王先生六十余年潜心古史研究的道路。除此之外,这些文章也向读者展示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精神。

王先生的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民族史、历史地理与社会形态等几个领域。他在这几个领域内所取得的成绩都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与认可。笔者捧读《古史集林》之余,窃以为王先生之所以能在许多问题上成一家之言,是因为他采取了科学正确的治学方法。现不揣浅陋,约略陈之。

首先,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,必先准确全面地了解前人采取的材料、运用的方法与最后的结论。一一辨析已有诸说后,才提出我见。学如积薪,后来居上。王先生能在前人停止脚步处再向前探索和跋涉,故能做到《古史集林》收入的文章每一篇“在一定程度上都有些创新”(见王先生自跋)。王先生文章中论及前人诸说时,每每如数家珍。笔者想举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《“箕子之明夷”与朝鲜》为例。王先生指出《易经》“箕子之明夷”,就是文献所载的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事迹。其中的“明”实际上是古文字的“朝”。但自汉至今,许多学者都未搞清。王先生说,有人不承认箕子,如汉人赵宾认为“箕子”是“?兹”,清人惠栋又说成是“?子”,焦循则理解成“其子”;明夷这个词也被拆开解释。战国时的《彖》《象》、唐《疏》说什么“明入地中”、“?主在上,明经在下”,搞得顾颉刚先生在这个词的解释上也犹豫起来。只有李镜池先生认定明夷是一个词,却未真正明确其义。王先生指出甲骨文中的明字为朝字的简体,并举出燕地明刀的材料,遂能使读者放弃旧说,把《易经》这句话理解明白。倘若大儒黄宗羲再世,也会给《明夷待访录》改名了吧!

其次,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,能多方面开展,不赖孤证,论证显得充分有说服力。如《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》一文主张商族来源于东方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,他举出了商族图腾信仰、商族远祖居地近海、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、商和亳的地望、“亳”地名的蔓延与商族迁徙等五个方面的证据,并从考古学的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补充论证商族的来源。在此篇和其他许多论文里,王先生除考据文献外,还运用古文字、音韵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的材料和方法,显示了坚实的学术功力和良好的学术素养。这也说明,研究古史的学者要具有多学科知识,或将多学科的学者团结起来,从不同方面努力,才能推进上古史中疑难问题的讨论,使之得到进一步的解决。

第三,王先生在研究某一问题时,特别注重历史与事物发展的逻辑性,进行合理的假设,为疑难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钥匙。如王先生《卜辞 方即?狁说》一文指出方是商代一个强大的方国,可是周代却没有了踪迹,很费解。很可能周代对这个方国的称呼已经改变。而?狁作为山西南部强大的方国,其先世却很不清楚。可推想它就是方。经过对卜辞、金文、文献资料的分析,王先生证实了自己的想法。又如,王先生在释甲骨文、金文中的“朝”字时,引用了带有月份数条卜辞,指出若依旧说将此字释为“春”的话,六月、九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、十三月就都成了春季,与理不合。因此,他对大多数学者不疑之说重新讨论,提出释“朝”一说。讲求逻辑、概念清楚是王先生著文的特色,这亦使得别的学者和广大读者能够复核他的研究过程,颇有裨益于同行和后学。

最后,王先生对许多问题论证的透彻,是与他的古史研究具有延续性和联系性密不可分的。如王先生长于上古民族史与历史地理研究,得益于他对?狁的深入研究。由?狁牵扯出的有周一代洛之阳、太原地望的等问题,使他对先秦时期山西地理及古族活动十分熟悉,后来探讨先周族来源于山西等问题,显得驾轻就熟。又如王先生对楚族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作过专文探讨,故在讨论周公奔楚问题时,想到此时楚尚在山东江苏之间,得出奔楚与东征实系一事的结论。王先生在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时,思路亦有延续及一贯性。如他认为商代继统法以弟及为主,反映了母系社会制度在父系社会的残存。有了这个看法,在构拟先周世系时,就自然联想到周人先公也有兄弟相承的情况。可以说,王先生以深厚的学养集中研究数个专门问题,为后学树立了模范。

由于王先生具有科学的治学方法,故特别重视历史研究的真实性。他是主张以古鉴今的,但更强调求真。他说:“搞历史科学,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。只有历史的真实,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。史实不真实,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。”(见自跋)王先生有这个想法,故在许多问题上都具有独到的看法,并能随着新材料的发现而修正从前的看法,既不盲从大家,也不固守己说。

上文提到,王先生中学时代爱好文史,已有了据史料立论,不盲从大家的精神。在此后的治学生涯中,从大学时代不同意傅斯年先生论慎到为《齐物论》作者;到研究生时代否定王国维先生论鬼方、昆夷、?狁为一族,活动于宗周之西或宗周东北并包其西;又到后来与顾颉刚先生商榷,肯定周初三监为管、蔡、霍,排除武庚在外;再到将于省吾先生所释“春”字改释为“朝”字等事中,王先生一直坚持着这种态度。虽然傅、王、顾、于诸位先生都是王先生平素尊敬、仰慕的大学者,但他还是以历史的真实为鹄的,不因袭前人之窠臼,勇于提出己见。这种精神对于后学是很有榜样作用的。

正如许多有成就的学者一样,王先生对于自己从前的看法,也勇于修正。如他在《鬼方考》一文中曾论鬼方文化高于?狁,举鬼方有车战而?狁无车战为例。见到1980年陕西长安县发现西周铜器多友鼎铭文中有?狁车战的记载后,他旋即修正前说,承认以上一例误。《鬼方考》中曾引《易・既济》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”,以为以武丁时国势之强,攻克鬼方尚须三年,可见鬼方之强。后来王先生认识到殷商时代不会有持续三年的大规模战争,遂在《鬼方考补证》一文中指出原来的看法是很错误的,“三年克之”中的三年当是商王纪年。《鬼方考》是荣获学术发明奖金的科研成果,王先生数十年中不忘加以修订补证,也是对自己学术结晶爱惜的表现。

综上所述,《古史集林》集王先生治学六十余年的学术精华成一帙,不但便于治上古史的学者披览、参考,而且也为后学提供了不少值得借鉴的治学方法、治学态度。王先生在自跋中说此书的出版可以让学术界再次批评、验证他的学术成果,可见他欢迎读者就书中所论问题再行商讨的诚意。商周新史料近年来不断出土,笔者作为一名后学和读者,很愿意和王先生一道钻研这些材料,进一步探讨商周史中的若干问题。祝愿维商老身体健康,在学术园地中再育新葩!

附记:古史论文号称难排,编辑排印过程中难免有一二失误。笔者阅读《古史集林》一书,偶见几处,谨录于下,希有裨于编辑修订。第2页“《历史科学是从争呜中发展起来的》”中“争呜”当作“争鸣”。第15页“七月25日”、“八月三日”、“1月14日”似应统一。第44页“兄终兄及”当作“兄终弟及”。第175页“ ”错排。第226页“大典?礼”中“典”为衍文。第310页“ ”字不从水,应照第311页上更正。第345页“ ”字错排。第392、393页“孟克语系”、“蒙克语系”似应统一。

(《古史集林》,王玉哲著,中华书局2002年9月版,28.00元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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